明月几时有

许鞍华《明月几时有》上映后毁誉不一，但我觉得这个片子仍然非常可看。

《明月几时有》是一部主旋律的抗战片吗？是，又不是。尽管这部片子选择在香港回归20周年的2017年7月1日首映，显示出了它与政治、与那段特殊历史背景显而易见的密切联系。更深的层次，我觉得它是讲的是离乱之下人的风貌，当正常的生活秩序被战火摧毁、扰乱、击溃后，中国人的抉择与坚守，它是由一隅来见一种文化。

采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楔入这段历史？许当然不会套用一个大陆抗战题材的常规讲法，她对那种粗粝的主流历史叙事，有着深刻的怀疑，也是她主动去回避的。有人说，许鞍华在这部电影中涉足了她不擅长的家国情怀，我觉得，说家是对的，而国在电影中只是一个模糊的政治伦理背景，并不是一个显性的诉求。

从结构上来说，她也没有采用好莱坞式那种强逻辑的方式来强化戏剧冲突：事件的关联性似有似无，人物的轨迹也是幽微而散淡，也正是这一点，成为了部分观影者最多诟病的一个方面。事实上，为了让这部影片有更多的中国文艺趣味，她采取了传统章回体小说中的“糖葫芦”式和“蛛网”式结构，当这种在《儒林外史》、《水浒传》中等章回体小说中习以为常的叙事模式，以电影的方式呈现出来的时候，中国观众居然十分的不适应。这么多年来，中国人经过好莱坞式电影结构的一再洗脑，已经对我们传统中的叙事模式变得如此生疏和难以接受了。

这部电影体现中国文艺趣味的地方还有很多，比方说，它由一个“说书人”的方式来串联整个故事，梁家辉扮演的老年彬仔，特别像是《桃花扇》中的老赞礼，又或者是电视剧《夜幕下的哈尔滨下》，甚至许鞍华之前导演的作品《黄金时代》的设置。在故事的讲述方式如此多样的当代，许仍然着意采用了这样一种古典的、传统的形式，可能是她是想传递一种“讲古”的味道——亲历者带领我们穿回时光的隧道，不仅仅是去求证那一段历史，更是触摸那个时代特有的温度与质感。正是这种“讲”，而不是“编”的感觉，使得故事的铺陈轻松散淡，随性而止。也许，在导演看来，讲述者的私人视角和个体情感的参与（电影快结束的时候，有一个许鞍华访谈的场景，大概这确实是素材采集的场景复现），具有后期文学创作无法企及的那种原始的生动性，所以，许鞍华在影像世界的建构中，力图从方式上去贴近它、还原它，而令人赞叹的是，梁家辉的表演如此的随心所欲不逾矩，每一个动作，每一个表情，都最大程度地还原了人物的神采，一个鲜活的个体的神采。

所以，我们看到，刘黑仔的故事，像是旧日的传奇，梁家辉扮演的老年彬仔说：“那个时候的我，特别神气”，许鞍华要捕捉的也是刘黑仔的这种“神气”。杀李灿森那场的“帽里藏刀”，路遇日本兵时演出的“运尸还乡”，特别像是从水浒传、七侠五义里蹦出的故事。而恰巧彭于晏的性格、气质特别贴合这个人物的设定。活力、轻松、爱说笑，“一个半茶果雇个当差的”的笑话，满是高中生钓女仔的套路。而游击队大闹汉奸悬赏宴后撤退的那场戏，一群人骑着自行车消失在月色下的街巷中，久石让的背景音乐随后响起，那种气氛是如此欢快、愉悦、振奋人心，是真正的“革命浪漫主义”。

而方兰母女俩的故事，又特别像是絮叨的家常：吃饭、聊天、穿衣，女儿嫌母亲自私、小气，母亲嫌女儿执拗、笨手笨脚。母亲还窥探女儿的恋爱，相约一起参加表姐的婚礼……隆隆炮火中，这样一对相依为命的母女，是这沉郁、压抑的世界中的最温柔的一抹亮色。干革命、杀日本人，这种壮烈的革命行为，女儿就像是背着家里人偷偷从事第二职业一样，它融入我们的日常，又具备了超脱的神圣性，它比那些空洞的口号，激烈的对抗，具有更动人的力量。方母愿意冒着生死之险，去完成本不属于她的情报工作，最开始完全是出于朴素的舐犊之情，他不愿女儿太累、太辛苦，愿意去分担女儿的工作，同时，他对女儿的这种爱，还转化到对革命同行者的关怀和照顾，这是一种普适的母性。监狱中，方母揽着两个年轻的女孩子抱头痛哭，这一刻，她拥有了全人类母亲的共性，笼罩着无上的光辉。

许鞍华的很多部电影，“母亲”都是至关重要的角色，也往往是最为出彩的角色。《女人四十》、《天水围的日与夜》、《桃姐》（桃姐的身份代替了母亲）……许鞍华看到并理解母亲的市侩、俗气，她更知道母亲的伟大和值得赞美。战乱中，方母宁愿以地瓜、南瓜度日，也不愿意去向儿子和大房低头，恪守着一个中国人的最看重的尊严和脸面。所以，我们可以理解，方母最后面对严刑拷打，面对死亡，她仍然坚守了承诺，最后甚至因为手臂无力无法挖坑，对帮助自己的狱友感到愧疚。一个中国人日常中的坚守的道德和边界，是如此令人慨叹。

表姐婚礼那场戏，几乎与叙事主干毫无关联，导演却拍得浓墨重彩、云蒸霞蔚，许鞍华在自己构建的影像里，重溯了香港一代人的记忆：战争前后婚礼习俗的变化，伴奏的粤港民乐，三书六礼的讲究，找不到一副体面餐具的窘境……还有疍家女的装束、港湾上漂浮的渔船，翩跹的白鹭，这些琐碎的细节，具有某种文献性，它承载了香港这个弹丸之地最细密的针脚和最真切的生活质感。剧中多个人物，多次提到的“这是什么时势”，通过这种日常性的前后对比，导演向我们展示，战争的残忍，不仅是同胞的被屠戮，国土的被践踏，更是我们再熟识不过的“日常性”已经被战火冲击得溃不成军。

不仅是同胞，就是镜头下的对立者，许鞍华也是力图再现他们的 “日常性”。大佐与锦荣心心相惜，谈诗论文；军官们在酒吧里寂寞而恣意的调笑；胖士兵欢乐地享受着面包的美味；日方驻地里，军人们在夜晚的阳台上的喝酒、唱歌、聊天的身影……许鞍华不会为了戏剧化的需要，去做简单的标签化，对于她来说，人的真实状态才是最重要的，无论是正义的一方，还是邪恶的一方。

关于电影名字《明月几时有》之所指，许鞍华在见面会上解释了她的一种“明月”：明月是山水星辰，是鸟语虫鸣，是再见时家人相聚、恋人相拥，是最平凡的生活，而至于“几时有”，只是因为不得不去守护平凡的生活。这种明月，也就是杜甫诗里的：“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也是京剧《大保国》里杨波唱的，战争中人们所失去的那些：

只杀得有田有马无人耕地，

只杀得经商店旅买卖稀。

只杀得妻寻夫来兄找弟，

只杀得父在东来子在西。

决定我们和定义我们的究竟是什么？我们必定是来源于日常又复位于日常。而战争，无疑是对我们日常性的最大摧毁。

大佐问锦荣“几”与“何”的问题。可惜历史并不是非平即仄，也不是这样一道几何题：在家国面与个体面之间填上日常细节与私人温情的辅助线就能得解。

许鞍华试图聆听战火中的个体声音，进而复现家国史中的私人史，大画面里的小细节，意图与努力都看得见，然而在执行层面却困难重重。演员不在一个层次上演戏，观众的情感进进出出无法完全投入。由于剧本本身的局限（见//m.douban.com/movie/review/8643107/）和或许存在的剪辑问题，多数人物流于脸谱化。虽然终于不是“手撕鬼子”大义凛然的脸谱了，但“先让英雄救猫咪”有时候也难免露出套路。结构和节奏的问题很多人都谈过了（也不乏辩护者），这里只写几个感受到用心的有趣细节：

一、

方姑两次朗诵或默诵茅盾的《黄昏》都以“风带着夕阳的宣言走了”开始：

風帶著夕陽的宣言走了。

　 像忽然熔化了似的，海的無數跳躍著的金眼睛攤平為暗綠的大面孔。

　　遠處有悲壯的笳聲。

　　夜的黑幕沉重地將落未落。

　　不知到什么地方去過一次的風，忽然又回來了；這回是打著鼓似的：勃侖侖，勃侖侖！不，不單是風，有雷！風挾著雷聲！

　　海又動蕩，波浪跳起來，轟！轟！

　　在夜的海上，大風雨來了！

在影片中这段先渲染“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又点缀风雨飘摇之悲与逐渐浮显的革命冲动与朦胧希望。然而这其实是茅盾原文的末尾，前文太阳的热血宣言被省略了，“被风带走了”：

哦，哦！我已經盡了今天的歷史的使命，我已經走完了今天的路程了！現在，現在，是我的休息時間到了，是我的死期到了！哦，哦！卻也是我的新生气快開始了！明天，從海的那一頭，我將威武地升起來，給你們光明，給你們溫暖，給你們快樂！

影片中的人们等待的却并非是这高呼的太阳及其绝对的光明，而是“明月”的温柔救赎。这是许鞍华以香港视角对中国革命叙事的回应。影片中的“抗日”并非以家国为感召，而是以素朴的个人情感：爱、恨、恐惧与这些情感的共享为起点。说如何“恨日本人”却不必说如何“爱中国”甚至“爱香港”。茅盾的文学魅力于香港文艺女青年也是感官式的而非国族寓言式的。游击队员白日撑起突黑伞，面上带着预备就义的肃穆神色引知识分子过关，本来是很突兀不可信的（这种举动不是更容易遭来盘查？），但联系香港近年本土运动的语境，好像也不是那么难解了。若说真要以战争叙事呼唤某种“认同”，恐怕不是或至少不仅是许多人嘲讽的“献礼”的无奈甚至谄媚。这其中或许蕴含着某种不以本土立场为执念的本土性。

二、

方姑为了参加婚礼穿了旗袍做了妆发，拎上白色小坤包，却在赴宴前先去与未谋面的同志会合，光彩而雀跃地迎接她的革命初登场。再残酷的革命都有喜气的那一面。

三、

锦荣虽是国文老师，服装与饮食习惯都是西式的，带出香港的殖民前史。刚出场就大谈“法式焗蜗牛”，给大佐烤的羊小排似乎也是西洋口味。他给方姑的生日蛋糕与刘黑仔的眉豆米粿形成对比，前者方姑没来得及动口，后者则与刘分食，成为进入地下工作的味觉盟誓。

最喜欢的还是黑暗中方姑和母亲餐桌上那一盘金瓜。日常的贫瘠与丰饶都在其中。

四、

方母在阳台上久等方姑不至。镜头随她转回室内，带过角落的盆栽开了红花。

这是很骄傲的，一个人的从容。

首映第一天，带父母一起看电影。许鞍华导演作品，慕名而来，败兴而归。 1.剧情节奏全程松垮，头轻脚重 上映前的宣传一直围绕着救援受陷文人和家国情怀展开。可是长达两个小时的电影，花不余一小时的时间便拯救了800文人（以矛盾为缩影），想展现时代文人秉性却弄出了一丝迂腐懦弱，想表现如履薄冰的港人生活却用吹灯细节弄得太过刻板，想表现游击队斗智斗勇却又把英雄脸谱化的过于严重。只身进入日军宴席射杀军官，随口就来的变装与日语，不免过于刻意，和抗日神剧桥段雷同。 后导演花了一个半小时来表现三个主人公的家国情怀。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一个没有任何经验的老母亲间谍被俘而造成一条地下线组织陪葬，而女儿舍孝义成大义的故事。然而导演耗费太多时间在细节，反而情感串联不流畅。 春夏被捕莫名其妙，我并非不知道她与霍我并非不知道她与霍建华传情报的情节，只是觉得情节的处理上节奏叙述有点奇怪。关于大组的意识流，是对于他在结尾处与获得交流不太理解，他首先砍了霍建华几刀，之后又表达了自己的父亲曾经对自己的成人礼，心中有凄凉愤怒，还有不平，说的也是真情实感。之后出门便是一声枪响，可能是我的水平太低，我的确没有理解，。药店接头人被抓，这是必然的事情，我只是觉得对于这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的处理又太过的一笔带过。 即使不苛责情节逻辑，也太过生硬，味同嚼蜡。完全没有使观众进入情境，既无大悲，也无热血 评论里有人说我看不懂电影，你认真看了两个小时，我也认真看了两个小时，我只是根据我个人的评价来表达对这部电影节奏的不满，我自然不比导演系专业出来的大导演，也知道许鞍华导演的大名，但是即使是大厨做的菜，我的味蕾的真实感觉，不可能因为厨师的知名度而有所改变，我承认我的评价是主观的，但是每一个人的评价难道不都是主观的嘛？电影本来就是一种艺术，谁可以用计量或者是科学的研究方法数学的分析统计来自分析他到底是不是一部好电影，在我看来，那些打五星的四星的，也是主观的。是有我们这样的人存在这部分，这部电影的评分，才是均衡的。 2.角色脸谱化，形象不鲜明 前片对茅盾的刻画，除了文人气的外表，一点心气和傲骨都没有体现出来。却显文人酸腐怯懦，有些遗憾。（蒋雯丽演技好评） 周迅的方兰，从老师到中队长的切换，只是一瞬之间。没有铺陈交代，便从黄花闺女切换成一张如寡妇般的面容。坚毅不足凄凉有余。在电影后半段，周迅的角色一直抽象，除去救母亲的无奈，没有立体感 彭于晏的刘黑仔，从拿枪以及吃饭、手上的黑灰，细节很是尽心，日语也算不违和。角色最大的问题还是脸谱化的英雄人物，有几秒觉得是从湄公河穿越了。人物设定没头没尾，说到底不太像游击队长，倒像是黄埔军校出来的卧底。 霍建华...霍建华的李锦荣就如整部电影的问题一般，头轻脚重，做潜伏者的正事电影两三分钟带过，没头没尾。倒是在烤肉聊古诗词上面笔墨过重，生硬点题明月几时有。另 我有一点不明白，一个教大佐中文的老师全程对话都是你日文我中文的对白态度无比违和。想到了曾经他来了请闭眼里饰演的美国毕业高材生和老美对话全程中文的装逼脸。即使过不了语言关，配音也是好的，对对口型呀。以后，我再也不夸霍建华敬业了。比起刘黑仔的脸谱化，李锦荣在电影里最大的问题就是太平面，太不立体了。 客观上说，现在看来霍建华上个月入围金爵，而彭于晏没有入围，我觉得有点........可笑了 全剧感觉只有女主母亲的演技和角色可以欣赏了 3.重头戏一笔带过，用神剧情节撑满了两小时片长，想表达的太多反而连故事都没有讲好，一个典型的包装在主旋律下圈钱的商业片，想要做大格局里的小切口，结果格局没做大，故事也支离破碎，乘兴而来败兴而归，很是失望 ........................................................... 最后补几句，我的电影观看量的确不算非常多，但我心中对于鸡肋平淡如水与静水流深之间还是有所区分的，我亦是一个电影爱好者，观看完一部电影之后，无论是浅薄还是深刻，这都是我真实的看法，我觉得一部电影不应该因为优秀的演员或是导演，而先入为主地认为所有参不透的情节都有合理之处。我理解有一些观众看完之后，觉得惊为天人，或是觉得我的评论太过浅薄，这都正常，如果你们觉得好，可以自己发表影评，没有必要在这里对我的个人进行攻击。就像是你我同时吃了一块榴莲，我觉得他是臭，你觉得它是甜的，这都是我们真实的想法，没有必要为难彼此。

原原本本地重现历史，无论是文本还是影像都是无法做到的。在此点上，影像虽然有着更强的优势：可以更逼真地让我们“看见”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并信以为真；但同文本一样，影像也只是一种对历史的阐释。这就决定了任何完全还原历史真实的企图只能以失败告终。费里尼是对的，无论是回忆还是历史（《阿玛柯德》和《卡萨诺瓦》，都是过去发生之事）只能以“说谎”的方式完成。也就是说，影像唯有通过虚构，才能更为准确地把握住真实。

因而，从未有过什么历史题材的电影能够告诉我们真实的历史是如何的，影像中所展开的无非是当下之事。原因不外乎于此，电影呈现的故事通过今日演员的扮演和对当时场景的重塑（它们所适用的材料都是当下的），并凭着“以假论真”的方式获得，比如尝试让演员像故事中那个时期的人那般表现，或让场景尽可能回复到原初的环境，确实能够取得部分效果，但却绝不能达致历史的最高真实。历史的最高真实永远属于已经在过去发生的事实，我们谁也不知道它到底为何。

这就为影像如何表现历史的真实开辟出了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执着于构筑大环境背景下的历史氛围，牺牲掉细节，这点我们在大多数历史剧或战争片中都能见到。它给观众营造的无非是一种时代氛围，让你沉浸其中，感觉好似已经触摸到历史的真实。但还有另一条相对的道路，不再关注时代背景，却注重对日常生活的刻画，从细节入手来还原出作为个体之人的生活。这也许正对应着法国年鉴学派对传统史学提出的挑战，一种大写的叙事转到了小叙事。

安哲罗普洛斯的电影也许最好地结合了两者，但侯孝贤绝对是第二条道路的最佳代表，最懂得如何通过“还原”生活的细节来还复历史真实。像在《海上花》中那般巨细靡遗地呈现当时的生活环境，或者在《刺客聂隐娘》中对唐时物件严苛的复原，观众好似真的回到了清末或盛唐。但很明白的是，两部电影中的人物都是当下之人，有着与现代人相似的情感和困境。因而，《海上花》或《刺客聂隐娘》除了是描绘当下的电影，还能是什么？聂隐娘的故事正是一个现代人可能会有的故事。

从《黄金时代》到《明月几时有》，许鞍华实践着与侯孝贤相似的理念。《明月几时有》虽然拍战争，但已经没有战争，虽然拍历史，但已经没有历史；只有普通人的生活。这些生活被刻画得如此细致，以至于让我们觉得它们发生在观众观影的当下，而不是过去。这里，影像真实走出了新的道路：它可以通过还原／虚构历史来表现当下之事。观众感受到的不再是一种虚假的时代氛围，而是彼时之人是与当下的我们如何“情投意合”。在此，许鞍华与安哲罗普洛斯、侯孝贤走在了一起。